Creation as Subtraction－－紀念六八風雲四十周年

三月五日，柏索里尼八十六歲冥壽，我本正準備寫一篇關於巴迪歐（Badiou）如何評論他的詩，作為紀念，但電影節的工作忽然鋪天蓋地，人再度進入晨昏顛倒，人唔似人，鬼唔似鬼的狀態。這篇文章便一直壓下沒寫，沒post，就像每一年的柏索里尼的忌辰，無聲無息，度過。

然後五月便在目前，四十年前，巴黎爆發學潮，迅即捲動全歐，1988年，香港藝術中心搞了一個六八風雲二十周年紀念，我第一次全面認識這歷史大事，第一次看《一切安好》，第一次看莫昭如的《給香港的文藝青年》（拍於1978）。第一次在史文鴻出席的座談會上碰見余非。很多第一次......

那時剛迷上德里達，讀著傅柯的discursive著作，追捧的法國才子還未包括德勒茲、布朗肖、尚－盧．南西等；巴迪歐，真是聞所未聞。說真的，他也不是法式才子，所以他不屬於結構主義或後結構主義，他的位置是重新建構左翼的當代，當然，除了他，還有齊澤克和Jacques Rancière。

我想說的，其實還是巴迪歐那篇關於柏索里尼的講稿。他提出的關於創造和革命的觀念，也適合拿來紀念六八風雲。

巴迪歐認為，所有創造或多或少都是一種否定式（negation）。這講法本來沒有甚麼新意，重要的是他強調了否定式肯定（affirmative）的一面。

他說，任何新意，某意義上都是否定中肯定的部份。（All creations, all novelties, are in some sense the affirmative part of a negation.）說它否定，是因為既然是新事物，便一定不能化約為其發生情況的客觀性，一定是此客觀性慣有律則的某種例外。說它肯定，是因為新事物同樣不能他約為否定本身，因為否定總得先有一個否定對象（也即舊事物），否定者的身份得依於被否定者而有。新事物意味著否定式，但必須從否定式的否定性之外確立其身份。於是便有了「否定中的肯定」這辯證的提法。

否定中的否定部份，可名為破壞（destruction），革命都有這破的一面，過去一個世紀，大家正是從這破的一面去了解左派的創新，去了解革命。列寧、杜象、Cage、毛澤東、布洛克（Jackson Pollock）全方位為我們宣示了「破舊立新」的逆反性、破壞性可以去到哪一個程度。巴迪歐想說的，這一個世紀，是時候從否定中的肯定部份，重新認識作為否定的創造和革新活動了。而這肯定部份，他名之為消減（subtraction）。

以馬克思主義為例，馬克思堅持，推翻布爾喬亞國家機器並不就是革命的最終目的，革命的目標是共產主義－－國家的終結，階級對立的終結。他的用語是「無產階級專政」。今天我們聽見這詞語便大皺眉頭，有很深的厭惡感，但其實這看似自相矛盾的觀念，正如「否定中的肯定」那樣，表達了一種弔詭的實踐方向－－建立非國家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創性正好在於，那提供了一種減法，把新的「國家」意義，從「正常」的、經典的、舊有的國家觀念中減除出來。舊有的國家是一種權力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則是非權力的權力，權力問題消失了的權力。完全地、絕對地處於否定對象的律則之外，便是這subtraction。消減出來的東西，處於地平線上，成為我們走上前迎接的新事物。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地「為道」，何嘗不便是道的創造？

因此，無論是政治上或藝術上的創新，作為一種否定式，總是在破壞和消減之間游走著。消減並非破壞的否定，破壞也非消減的否定，而是兩者作為否定的兩個面向、兩個部份。過往，我們看六八風雲，強調它的革新性，其實都著重了它的去舊，很容易把它歸入年輕人的反叛、不滿、改造現實世界的天真霸氣，由是不免強調了它的暴力，它的不成熟等，如果換成subtraction的角度，我們又會否有較新的體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