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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6日 星期四

反對國民教育事件思維實驗(三)

中國教育部長袁貴仁公開表示,任何國家都有國民教育,並大刺刺地說:「你是國民,便要受國民教育。」他是想說:全中國都要受災,你們香港人為何可以獨善嗎?固然,他完全混亂了概念。接受國民教育是一個權利,而不是義務。國民有權利接受教育,而不是有義務接受國民教育!

反對國民教育事件思維實驗(二)

今日孩子問我好人壞人怎樣分,是否好人和壞人之間,有很大的空間?我想了想,便說:「以反國教為例;你反國教未必便是好人,不反國教也不一定是壞人,然而,你支持國教的話,便一定不是甚麼好人。」

孩子會問:「難道做了壞事便等如壞人嗎?」我想,大抵壞事也有大有小,有輕有重。有些事(例如說謊、咒罵以至輕度暴力)做了,可能不至於立即成了壞人,但有些事(蓄意殺人及傷及無辜)做了便成了壞人。以往傾向以下的說法:要累積做一定數量的壞事才算是壞人,但可能換個說法才更有建設性,即:做了壞事便成了壞人,須要悔罪改過;「不想再做壞人」可能會成為改好的動力。

反對國民教育事件思維實驗(一)

到今天, 仍有不少人有以下兩種見解: (一)哪有那麼容易洗腦, 所謂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二)國民教育沒有問題, 內容才是問題。我不反國民教, 只反洗腦的國民教育。對於(一), 標準的回答是: 香港人的確不是那麼容易便被洗腦, 但這種教育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培養偽善, 養成講一套做一套才是王道的習慣。對於(二), 更標準的答案當然便是: 在一國沒有民主沒有人權自由不講法治的社會, 無論甚麼內容的國民教育都只會帶來災難。

2010年6月15日 星期二

政改爭拗中洩核

在「起錨」與「超錯」爭大聲爭合理的政改方案爭拗中,突然傳來大亞灣核電廠洩核,政府一早知情卻不公布的消息,令人覺得最近的悶/炙熱感「事出有因」(雖然可能只是杯弓蛇影式的受軸射錯覺)。有甚麼比這消息更能證明政府(無論是內地抑或本港)的不可信呢?八十年代起即爭議不休的大亞灣核電問題,今天證明前人並不多慮;你口口聲聲暫時妥協期待2017普選特首,但到時曾蔭權班子固然拍拍屁股走人,整個政府的不可信傳統,更令誰敢投這方案信任一票呢?

耳邊只能響起黑澤清《惹鬼迴路》中主角收到的求救電話--微弱的友人聲線,絕望地向著未必肯定接聽方是否存在的一端呼叫著:「救命!......救命......」

2009年6月6日 星期六

鄭若思:假如明天「平反」六四 (轉貼)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題記

(一)
這一天的央視,報導了香港的六四燭光晚會;
這一期的《求是》而不是《炎黃春秋》雜誌,肯定了趙紫陽領導改革開放的政績;
這一年六四難屬集體祭奠親人的儀式上,不見了便衣員警;
這一屆上海電影節的回顧展上,因有六四鏡頭被禁映的《頤和園》重見天日;
外電報導,中共內部已經成立了工作組,專門處理平反六四的問題,但是外交部發言人守口如瓶:“我國政府的立場是一貫的,外界的傳聞完全沒有根據。”所有的猜測,終於在這一天得到證實了。
晚間七點,央視新聞聯播的開始曲結束後,螢幕上出現的男女主人公,是兩個陌生而蒼老的面孔。仔細辨認,才知是薛飛和杜憲,兩人一身黑衣,和89年6月4日那天一樣。做了多年播客的薛飛,聲音還是那麼磁性而深沉:
“下面播送本台剛剛收到的消息:中共十×屆×次會議昨天在北京閉幕,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重新評價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政治風波的決議》,決議指出,發生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群眾遊行示威活動,主流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希望推進改革開放,反對腐敗,與我黨一貫的方針是一致的。由於陳希同、李錫銘、楊白冰反 黨集團的陰謀破壞和挑撥離間,使我黨決策發生失誤,在楊白冰等暗藏在人民軍隊中的野心家指使下,戒嚴部隊誤傷了不少群眾,造成黨和人民之間長期的隔閡和誤解。早在九十年代,我黨就有很多老同志明確指出,六四政治風波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不平反就無法真正使我黨重新樹立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信。
在HJT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經過有關方面長期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鄭重宣佈:重新評價“六四”政治風波,平反因“六四事件”出現的所有冤 假錯案,為被誤傷、殺害、牽連的黨員、群眾恢復名譽,予以適當的賠償。……長久沒有坐過主播台的杜憲,這天神情激動,聲音也有些沙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今天看望了部份“六四”遇難者家屬,向他們表示慰問。”畫面上,白髮蒼蒼的溫總理握著丁子霖等人的手:“我代表黨中央來看望大家來了,我對你們的喪親之痛,感同身受……”總理哽咽了,他和難屬們一起老淚縱橫……主播杜憲也是熱淚盈眶。接下來的新聞是:中組部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撤銷對參加六四前後示威活動的黨員的紀律處分,被開除黨籍的允許恢復黨籍,對被誤傷、誤殺黨員的親屬做好撫恤工作。中宣部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級新聞單位宣傳好中央關於重新評價“六四”政治風波的決議,發動廣大黨員幹部學好決議,深入揭批陳希同、李錫銘、楊白冰反黨集團陰謀分裂黨、離間黨和人民關係的罪惡行徑,做好難屬撫恤工作,把決議精神貫徹到各項工作中去。第二天的新聞聯播,鏡頭轉向了人民群眾。“廣大幹部群眾學習了決議精神以後,深受鼓舞,更加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他們紛紛表示:這表明我們的黨是一個勇於糾正錯誤、改正錯誤的党,充分表現了我黨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光輝形象。”

(二)
同一時刻,軍事科學院的軍史研究人員正忙著校訂新版軍史,在這最新版本中,完全沒有了關於“共和國衛士”和平暴的記載,只剩了1989年6月某軍區某部大搞學雷鋒活動的記錄。重慶的解放軍通信學院內,幾個戰士用粗大的鋼索套住“共和國衛士”劉國庚的銅像,起重機的轟鳴中銅像被高高吊起,又重重地甩在一輛開往冶煉廠的卡車上。互聯網的流量這幾天都上升到最高點。人們無心上班,紛紛議論著中央的新決議。還有人把戒嚴部隊的名單,和“共和國衛士”親屬的個人資料貼在網上,呼籲大家人肉搜索當年的“殺人犯”。山 東萊陽。劉國庚父親的家。老人正在閉目養神,忽然被一陣激烈的敲門聲驚醒了,開門一看,一夥陌生人兇神惡煞地站在門口,有人拿著油漆桶,有人拿著刷子:“這是劉國庚的家嗎?”
“是啊,他是我兒子。”
“好你個老小子,養了一個殺人犯!”
“你胡說,”老人氣得鬍子直顫:“他是共和國衛士,是為了國家犧牲的!”
“老小子你聽著:黨中央已經給六四平反了,你兒子幫反黨集團戒嚴,就是殺人犯!還不趕快向全國人民謝罪!”幾個人說完,把老人的家砸個稀爛,抓起牆上的劉國庚遺像丟在地上,重重地踏了幾腳,然後在門前用紅油漆寫了大大的“殺人犯”幾個字,又把一桶糞潑在門口,才盡興而去。
網上傳聞,前“共和國衛士”的親屬遭人肉搜索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騷擾,愛國人士稱:“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叫好聲響徹雲霄。一個叫鄭若思的人在博客上發表“要公平對待共和國衛士及親屬”的網文,立刻被上萬個跟貼罵得靈魂出竅。

(三)
北大人事處的桌子上,堆了一疊求職信。王丹、柴玲、封從德、張伯笠……要求回母校執教。人 事處長皺起了眉頭,撥通了給校長許智巨集的電話:“按中央新規定,這些流亡學生領袖可以回國探親、經商、執教,但是不能從事政治活動。可是如果放虎歸山,誰知他們會幹些什麼,又給我們惹麻煩。”許校長馬上回答:“你說得對,我們就以相關專業沒有招聘教師名額來回應就是了。”劉曉波的 家裏,電話鈴聲響了。他拿起來一聽,居然是北師大中文系主任打來的,他興奮得聲音都發顫了:“主任,你收到我的信啦?”“是的,”系主任並不激動,“劉博士,啊,不,劉老師,我們很認真地研究了你的要求,可是呢,我們現在聘請一名教授,要看研究成果、研究領域,你這幾年寫的這些文章,都很好!都很好!可就是不屬於本系的研究領域啊。我們中文系總不能專門搞個‘反對獨裁’教研室,也不能搞什麼反對專制的研究課題,那也申請不到錢是不是?您是不是上網看看本系搞的主要研究,寫些相關的書再聯繫?”劉曉波歎口氣掛了電話,兩行熱淚掛在臉上。

(四)
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數萬群眾。他們臂戴黑紗、胸佩白花,高唱國際歌。五星紅旗在國歌聲中升到旗杆頂端,又降到了一半——中國政府把這天定為國民哀悼日,紀念六四死難者。萬 安公墓的一個角落人聲嘈雜,這裏集中了數名六四死難者的墳墓,不斷有人來送花圈,一名教師帶著少先隊員打著軍鼓也來了,他把入隊儀式搬到了這裏。新隊員向墓碑莊嚴敬禮,宣誓“繼承先烈遺志,做党的好孩子”。裏面只有一個頑童在指指點點:“我爺爺的墓在隔壁,以前我們來掃墓,我爸都不讓我來這邊,說這裏都是 暴徒……”他的話被輔導員聽見了:“有的同學思想很不端正,從來不關心時事,不懂得怎樣跟黨走……”

(五)
國務院信訪辦。門前排滿了六四死傷者家屬。這天來的一群家屬很特殊,他們拿的都是醫院開的“因病死亡”證明,死亡日期都在1989年6月4日到10日之間,信訪辦內部稱她們為“特殊難屬”。一 個大媽紅著眼圈說:“我那孩子是下夜班路上被戒嚴部隊打死的,那時候我們怕他白送了命還攤上暴徒當,就叫醫院給開了這證明,誰想到你們一平反,一撫恤,就沒我們份了,這可太不公平了!”又有一個大爺擠上來說:“你兒子冤,我姑爺更冤!他在廚房裏燒開水,就被窗外飛進來的子彈打死了!”“就是!就是!”後面 一群大爺大媽都喊了起來。工作人員連忙安慰:“大家不要吵了,只要你們能拿出證明來,說你們的親人是戒嚴部隊打死的,或者還能找到當初的醫生作證,我們就幫你們解決問題,行不行?”“那證明讓我們哪兒找啊?這不是在踢皮球嗎?你們要是不還我個公道,俺們今天就不走了!”辦公室主任情急之下,撥通了溫總理的電話,說明了情況以後,話筒那邊傳來總理堅定的聲音:“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著辦!”主任放了電話,眼睛盯著天花板發呆。幾天後,餘秋雨的《含淚勸告特殊“難屬”》傳遍網路。余大師用他飽含激情的筆觸寫道:“你 們所遭遇的喪子之痛,全國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億人在同一時間全部肅立,默哀三分鐘,這肯定是人類歷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儀式。悼念對象,就有你們的孩子。在全國哀悼日,一位佛學大師對我說,有十幾億人護持,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薩,會一直佑護中國。我想,你們的孩子如果九天有靈,也一定已經安寧。”你們1989年以來的傑出表現,已經為整個中華民族贏來了最高尊嚴。因此,你們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麼呢。”

(六)
環球時報編輯部。編 輯們正忙著整理世界各國傳媒對中共平反六四的反應。一位元編輯從電腦畫面上將一個大標題擴大了兩個字型大小:“CNN新聞評論員卡弗蒂高度評價我國政府”。這則 消息稱“原來咒駡中國政府是goons and thugs 的臭嘴卡弗蒂,在我國政府光明磊落的態度面前幡然悔過。他在最近一次節目中稱讚中國政府是舉世罕見的誠實的政府,中國共產黨是有頑強生命力的政黨。”

(七)
日本東京近郊的一所公寓。門敲開了。來人熱情地握著老鄭的手:“大李介紹我來找你。”“大李?你有什麼事?”“你不記得了?六四的時候你和大李一起到木樨地堵軍車,大李說你是他的老戰友。”“什麼戰友,難友差不多。”“是這樣,大李現在成了和反黨集團作鬥爭的英雄人物了,我們要組織些人作報告,不僅在中國做,也在外國作,大李就推薦你了,你可以用日語跟日本人講講我們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事蹟,長長中國人的志氣。我們已經租用了東京中心的一個禮堂,準備……”來人滔滔不絕。“這些嘛,我也不知道日本人有沒有興趣,關鍵是我不是什麼英雄啊,大李也不是,他跟我一樣,當時聽見解放軍槍響,腿哆嗦得就像彈棉花……”“你到底愛不愛國?”來人徹底激怒了。“你要來也得來,不要來也得來!”幾個壯漢駕著老鄭的胳膊就往外走。(八)“救命啊!”我剛喊出來,太座怒衝衝的聲音便傳來了:“老頭子,你發什麼神經,又哭又喊的?”我睜開眼,明白那是一場不知是悲是喜的夢。我把夢講給太座聽。她說:“都是蘆笛那老傢伙害的,弄得你天天想些沒用的事。你想的這些都太荒唐,只能當荒誕派小說。”於是我就把這個夢記下來,特別要告訴那些愛較真的同志,以上事件均系虛構,乃是非科學的幻想小說。2008年6月8日

2009年5月31日 星期日

我們都曾是氣魄承擔的同流者(節錄)

很多年後重看1989年我寫過的那篇叫《叫李鵬太沉重》的小說,行文結構都仿照《叫父親太沉重》,中間偷插入關於民運的傷感,帶著告別/批判父權暴力的尾巴,很自然覺得太造作。然,造作又有何不對呢?阮藉有青白眼,謝玄聞淝水之勝而故作不改面色,在作孽的年頭還以加倍的將迎、放浪,有時是必須的,甚或毋須以「青年人應有的霸氣」補底。世人既久已麻木,莊周喪妻乃鼓盤而歌;「八九民運」既發展至「血洗京華」,「救中國,殺李鵬」之類的標語在示威人群中豎立,而且是天主教團體的口號,庶幾釋之!

常說我們這一代是「後八九」的一代,但其實當中沒有任何嚴格的規定。「五二八」上街的一百五十萬人,年齡層廣濶,絕對是跨世代的一次集體良知覺醒;即使一再收窄,「五二一」一百萬、「五二零」二萬,人們的成份有甚麼共同特徵,之有甚麼共同發展軌跡,社會學、文化人類學以至簡單的統計學上,都很難說。「八九民運」曾經造成的震撼,對一些人來說絕對是啟蒙,對另一些人,則可能僅是一場噩夢,拖著一段尷尬的回憶……

友儕之間一度流行所謂「氣魄承擔」的說法。「1989春夏之交」的這場「政治風波」,該很能以血氣翻滾,紅著眼睛和身撲上擁抱年輕的正義作繫辭。迄今總不能忘記的一幕是民運開始不久,天安門廣場上,電視台攝影機捕捉了某國內大學生站在木箱上宣講,向群眾曉示民主的定義。「甚麼叫民主?民就是人民,主就是作主;民主便是人民當家作主!」那股天真、浪漫和大方向、大括號下的隨意,彷彿註定創造的是奇觀和奇跡想像而遠非現實政治。難怪當年還是初中生的當地人今天憶述時不免承認,當她發現遍布廣場的帳幕已畫出類似嘉年華和馬戲團的歡樂邊界,驀然驚覺整件事太像郊遊野餐。「這樣便是示威嗎?」於是(她)「便撤了」。這種覺悟不能不說是老成的,年月的距離大概也有關係。然而,反差恰好照出了問題的核心──正是年輕的氣性召喚了幾代人的跨代回應。「他們怎可以這對對付手無寸鐵的孩子們?」──這大概是當年很多人心底的共同疑問嗎?民運的參與者有學者、工人、農民……但主角始終是學生;不可能只是基於發生學上的先導。由疑問到不滿,由不滿到憤慨,終至群起反抗。年輕的生命在民運過程中受盡委曲(下跪請願、絕食、被誣衊……)、受打壓,最後消逝於力量對比極大的清場行動。人們震動了,不全因為同情、憐惜、大是大非的驅動,而是,我們早成為所謂「氣魄承擔」的「同流者」(conformist)。We were haunted, and we conformed, going to be haunted by the followings。相比於「理性承擔」,「氣魄承擔」當然是不成熟的,沒有保障,不免中道而廢的,但惟其如此,「終不能完成的年輕悲願」更能散發幽靈般的感染力。多少人因民運而覺得年輕了?「彷彿又回到保衛釣魚台的日子」;彷彿又回到「反英抗暴」的日子;仿彿又回到火紅年代……香港的運動老鬼享受「氣魄承擔」,表現普遍而泛濫的勇氣;弱冠前後的,則仰受這番百載難逢的啟蒙。然後「六四」鎮壓,三個月後羅馬尼亞壽西斯古向群眾開槍,柏林圍牆倒下,蘇聯東歐變色,中國難產的民運成了為人作的嫁衣裳。我們吞下雙杯雪盞,火熱的心要冷下來,但辯證的悲情仍然構成安慰,因為大家清楚,以後,悼念將成為類宗教儀式把,一切內化亦肯定構成個人向前行進的動力。

(全文四千多字,刊於《字花》第19期)

2009年5月29日 星期五

暴力閱讀──福柯、吉拉爾和齊澤克

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就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發表了令人震驚的言論。學生、傳媒和各方人士群起回應,卻反被人指斥行使言語暴力。一些擺出理性姿態和關心年輕人教育的知識份子,苦口婆心地規勸,與其大棍狠批因時代有隔而已對當年情事缺乏感覺和認識的青年,不若循循善誘。在鼓吹「獨立思考」的大纛下,太嚴苛的道德斥責,被認為對「六四事件」的知識傳承幫了倒忙。

「六四事件」並不是單獨一天便能發生的事;「八九民運」經歷了整整五十天,期間有大量文字和影象紀錄、報道,全球千萬人有耳俱聽,有目皆見。然後一個關燈的夜晚,成千上百的學生和市民流血、失蹤,如果到今天仍然有人覺得有關方面處理這件事只是「有點問題」,甚或懷疑傳媒和後人把事情「放大」,為何我們會不覺得這是對事實和過往死者的粗暴、不尊重,反而覺得嚴斥他的人暴力呢?

由是覺得,原來今天仍有需要好好認識何謂暴力,好好進行一次暴力的閱讀、暴力的思考。

八十年代開始成為本港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紅人」的福柯(Michel Foucault),誰不曉得他的權力理論呢?對,知識/言論便是權力嘛,道德作為規範、宰制個人獨立、自由的元凶嘛,陳一諤的支持者不少運用的便是簡化了的福柯觀念。

福柯在其1975-76法蘭西學院講座文集《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戰爭幾乎從未停止過!所謂和平狀態,戰爭的另一種形式,某程度上,由於沒有了可見的「特徵」,可能進行得更激烈。

暴力是表現權力的最赤裸形式,但它的隱藏性也十分高。看過《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的讀者,鮮有不被開首那段對身體的酷刑描寫吓住的。當人的所有權利被奪去,身體便成了最後的平台,反抗要用身體(如絕食),最終的宰控也不得不落到身體上,還要公開展示(所謂示眾,好表現威權)。然而,我們文明大部份的時間,對暴力都是以避開的方式讓它作更大的呈現。

文明的本義就是教化、粉飾,在原始之上加添種種造作、建設。身體暴力未免太殘酷、太真實,令人不免別過臉去。文明把暴力符號化,同時讓暴力在符號系統中繼續滲透,發生作用,其中一個最常見的方式,便是讓它隱藏在所謂「非暴力」的角落,以「和平」、「理性」為面具,為掩飾。

一手建立替罪羊(Scapegoat)文化理論的勒內.吉拉爾(Rene Girard),在《暴力與神聖》(Violence and the Sacred)便清楚說明,暴力其實是文明的起源,而正好是把暴力的外貌「轉化」了,文明的操作才更有效。

當不同的人欲求同一事物,事物的相對價值便會提高,其他本來未必對此事物有興趣的人也會被吸引進來;這便是吉拉爾所論及的「模擬欲望」(mimetic desire)效應(類似市場的羊群心理解釋)。然後逐漸來到一個地步,欲望對象變得不重要了,相互競爭催生模擬衝突(mimetic conflict),然後再讓路給模擬敵對,分享同一對象的欲望變成摧毀同一敵人的傾向。當「不幸者」被選中為「替罪羊」,敵視他/她的人會愈來愈多,愈對這對象施暴,便愈能減輕每個人的暴力傾向,降低因競爭導致相互大仇殺的危機,令相關群體得以繼續「和平」地、「理性」地緊密聯繫起來。「替罪羊」因而大有功於社群,他/她的地位顯得十分「神聖」,耶穌的神化便是上佳例子。

發明和運用語言文字是文明的最大特徵,可吉拉爾認為,正因為人類有尋找「替罪羊」的傾向,才會有符號化的需要和語言的產生。最先的「替罪羊」是不幸同時是幸運(神的選擇;神聖的載體)的人,然後先用羊和牛(犧牲之本義)代替他/她,再懂得用符號代替。據此,語言並非我們(存在)的屋宇或星圖,語言是暴力先驗的寄寓之所。

顯然,陳一諤並不能說成是「替罪羊」,人們沒有神化他。相反,在陳一諤事件上我們看見了暴力如何被轉移了。在「寬容」和「反思」的虛飾下,陳氏和他支持者如何在有意無意間,通過他們的言論合理地行使暴力。

然後是訓斥他們的人被指才是「暴力」。斬釘截鐵地批判「六四」屠城的言論被指「專制」、「霸權」。由是我鄭重推薦大家打開齊澤克(Slovj Zizek)去年的英文新著《論暴力──側面反思六篇》(Violence──Six Sideway Reflections)。裡面提到一宗著名軼聞: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名德國軍官到往訪畢加索,在巴黎畢氏的畫室裡他看到了《格爾尼卡》(Guernica,不錯,正是燈泡眼下牛頭、馬臉混雜著碎裂肢體,回應西班牙內戰的那幅著名抽象畫)。軍官被畫作的現代主義式「混沌」震懾了,便問畢加索:「是你做的嗎?」畢加索平靜地回答:「不,是你做的。」

面對任何疑似「激進」的反應,香港愈來愈保守的知識份子總傾向質問:「看,你們多粗暴!暴力真是你們想要的嗎?」讀了齊澤克的便懂得平靜地回應,像畢加索:「不,你們才粗暴,這是被你們姑息的政治下,最真實的結果!」

這並非通俗所謂「先撩者賤,打死無怨」。《論暴力》嘗試把暴力區分為主觀暴力(一切可見的暴力)和客觀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和制度暴力)。一般人只注意到主觀暴力,間中意識到語言暴力,卻對隱藏性最高的制度暴力置若罔聞。陳一諤之流對「六四」事件道德意識所作的損害,固然是一種語言暴力,後面其實還有更深層的制度暴力。二十年來香港教育制度和政治文化的避談傾向,造成「八九民運」長期無法在中國人社會建立早該擁有的歷史位置。這種避開以至潛在的遺忘意向,正是用「獨立理性」、「和平反思」的符號,代替了殘酷抹殺真相的暴力啊!

(刊於《讀書好》第21期)

2009年3月24日 星期二

丑年X樣

《天路歷程某六站──丑年X樣》 /The Year of Clowns

主辦:樹寧‧現在式單位 /Presenter: Shu Ning Presentaion Unit
藝術總監、導演:許樹寧 音樂總監:金培達

演出者:劉以達、何基佑、崖上的哥兒(符老五、阿蕉、陳蔚然、老鬼Ben、梁樂民、胡卓賢、威廉、黃泊濤、陳水扁、哲古華拉)主題曲作曲:劉以達主題曲作詞:何基佑主題曲主唱:劉以達

日期及時間 /Date & Time:
30/04-03/05 8pm; 01-03/05 3pm
地點:壽臣劇院 /Venue: Shouson Theatre
票價 /Tickets: $199/169
節目查詢 /Programme Enquires: 2394 5401
粵語演出 /Performed in Cantonese

唔想丑年x樣,我0地可以點樣……

劉以達X何基佑,聯同崖上的哥兒大打出手潑佬罵街,保證笑到抆刀拮大髀香港始終有我
高官做騷背後的丑樣丑態大揭祕
香港傳奇由茶餐廳開始講起
100分鐘的爆笑演出與你共渡時艱搵食艱難蝕住做扺到喊!減無可減鐵價不二!

2009年1月8日 星期四

為甚麼我不追悼趙來發(1958-2009)

當陳惜姿在專欄中談及到醫院探望趙來發已成為一種「現象」時,我曉得這裡將永遠喪失某種資格,趙的知名度比我想像中難以理解,又或者更貼切點說,難以接收,我們總那麼擁抱安全、舒適和自由,我們鮮有轉向野性的傾向,即使只是暫時的。我們望向那沒有受馴服的,不存在的想像,然後忘記了可以說甚麼。

下午C致電告知消息,聲音有點沙啞,y稍後較平靜地引述另一個Y的說話。m來電求證,說從facebook曉得,不敢造次。A遲遲沒有表述,而N,則靜靜在Msn留下一句才芳蹤沓然。

你有甚麼要說嗎?你有甚麼要寫嗎?你有甚麼要悼念嗎?他有甚麼值得留下來給人記著?他和你關係如何?你覺得他對這世界有甚麼功過?.......

棺材的釘要下了,不是還未運入那四塊半嗎?定論等不及任何終極儀式,便要降臨,降臨......

話語的延伸並未能帶來任何對抗虛無的安穩。不是我們不明白,只是實在需要,需要有那麼一種半夜空氣的激蕩,虛擬的、實在的,半虛半實、亦虛亦實的關心,反彈復反彈,我倒願扭開收音機,雖然不可能聽見,卻把每一首播出來的流行曲,設想成

2008年9月8日 星期一

無題

Robinho has responded to Pele's criticism him for joining Manchester City, insisting the Brazil icon and again criticised Real Madrid for the failure of his move to Chelsea.

Robinho: Overvalued by Real, despite them now knowing he is not Schuster's son.Former Santos forward Robinho, 24, joined City from Real Madrid on Monday in a shock transfer-deadline-day move after having looked on course for a transfer to Stamford Bridge.

City - newly rich as a result of investment the Abu Dhabi United Group - stepped in to meet the asking price and Pele is reported to have said Robinho 'needs some serious counselling' as he had been 'badly advised' by people close to him. Robinho has stressed the move to City is the right one.

'I accept Pele's criticism as he is the king of football, but if he had been me, he would have done the same,' said Robinho, who arrived in Teresopolis in a helicopter yesterday to train with the national team ahead of the World Cup qualifiers against Chile and Bolivia.

'Real did not want to retain me. They even used me as a potential exchange to sign Cristiano Ronaldo. But as that negotiation fell through, they wanted to retain me then.

'If they didn't want to count on me, I didn't want to stay there either, so that is what I told the president.'

Robinho admitted his first intention was to move to Chelsea to be coached by former Brazil boss Luiz Felipe Scolari but a number of issues led to Real Madrid cancelling negotiations.

'My first goal was to go to Chelsea as it was the only club to have made a formal offer,' he added. 'But Real did not like Chelsea shirts with my name on being sold before sorting out the negotiations,' he said, referring to an embarassing episode that saw Chelsea's commercial arm peddling Robinho merchandise when a deal was nowhere near being done.

'Also, they did not reach the value Real demanded so then Manchester City came in at the last minute to sign me.'

Robinho said Real's refusal to release him to play at the Olympic Games wa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he quit the Spanish side to join City.

The Primera Liga giants denied the forward the chance to play in Beijing last month claiming the Brazilian had an injury, but the forward became angry with the club's board and asked president Ramon Calderon for a move away from the Estadio Santiago Bernabeu.

'I cried when he (Calderon) didn't let me play at the Olympics and you can check that by asking him,' said Robinho.

'I didn't cry to quit. I just told him I didn't want to stay there any longer so I asked to be transferred.'

*September 4, 2008 ESPN soccernet

2008年6月4日 星期三

8x8

昨天,他們搖電話來,提起一些甚麼,吞吐一些甚麼。我將對話都紀錄在黃皮紙上,輕輕置於桌子的左上角。陽光灑下來,她的笑容從未如此燦爛,然後你提醒大家,數天下來的天氣真討厭,雨下得濕淋淋的,不負責清洗,卻帶來粘附,灰塵連病毒連憂鬱都粘附在不知名不欲自露自報家門的空間裡,某個角落裡。--哪裡有陽光呢?然後她居然還可恬不知恥的吃吃笑道,不便在心上嗎?不便在心上嘛。我點點頭,把一切都紀錄下來,把黃皮紙置於桌子的左上角。

我由是記起十五年前的,為紀念這宗事件所做過的一次演出。鮑維(Power)、夏華(華夏)、雪鐵鈴這些角色好像又要活過來而隨即注定再度消沉於無何有之門。恨、悔和迷思輪迴又輪迴,進出於六道、七道以至n度的次元域。年復年月復月日復日的永劫,有些甚麼總沒法走出這一個圈子便是這麼一回事。白頭宮女早已沒當年可話,火炬都在前面閃動,你是否追上去其實沒多大分別。我想像魂兮歸來的某一日,身體已被燒掉或被佔據的李鐵拐。最俊美之士,奪舍而回,臭皮囊只是臭皮囊。

如果我曾算認真想像過申公豹的故事,我的下一個角色,一定是李玄。

2008年5月21日 星期三

2008年,鳥兒在飛,我緩步走向車站

面對這麼一列名單:

沈殿霞(1945-2008)
羅志華(1964-2008)
梁儒盛(?-2008)
唐景森(1940-2008)
伍晃榮(1940-2008)
劉志榮(1952-1008)
關晃(1934-2008)
柏陽(1919-2008)
吳智(?-2008)
馮兩努(1953-2008)
陳任(1945-2008)
陳偉群 (1958-2008)

四川大地震:41353人(截至5月21日下午6時)
69146人(截至6月12日中午12時)

結果,這數天須不斷收聽連結在下面的《俺たちの旅》主題曲和插曲。那裡面有一種說不出的憂鬱,關乎成長中不可知的未來,也關乎前進。以沙漠始,以出海終......

2008年5月13日 星期二

天垂象,見吉凶。君子以恐懼修身

卦辭:亨。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爻辭: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三:震蘇蘇,震行無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無喪,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徵凶。 震不於其躬,於其鄰,無咎。 婚媾有言。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身。

2008年4月23日 星期三

行動的敵人(舊文)

對思考者永遠有效的問題:江湖告急,大事當前,你還可以留在家中光進行你的形而上思考嗎?

所有哲學史都記下這樣的泰利斯(Thales,號稱「西方哲學之父」)故事:他顧著抬首望天思考,沒有留意腳下的洞,結果掉到裡面,引人恥笑;實務彷彿注定是空想家死穴。

柏拉圖引述這故事時反過來批判一般人的短視,夏蟲不可語冰,不能跟哲學家的視野和洞見相接。然而,在我一直的猜想中,泰利斯更可能是故意掉到洞裡,因為周遭的人太吵了,他需要安靜,相對隔離的地穴,正好提供環境讓他好好思考。

發生了社會事件,常有站出來和群眾一起的知識份子,他們在示威的前線,他們發表激昂的演說,他們協助運動宣傳機器,他們也可能嘲笑沒有站出來的同行。

也相對會有一些倒過來譏諷對方嘩眾取寵,唯恐天下不亂,乘機攫取群眾資本。文人相輕,自古皆然?不,當中大抵有更深層的價值衝突。

似乎存在思辨和實踐兩條對立的路線。人的美好生活和歸宿,究竟在純思考的智思國度,抑或在不離日常生活,不離種種權力網的實踐世界?

我想,對思考者的最大誤解,便是動輒扣他們純思辨或空想的帽子。尤其是東方人,在不離器用的形上思考傳統裡,一面實踐一面思考其實是常識。在純思考中相互對反以至矛盾的事物,在實際生活中卻並行不悖,在所多見。

偶爾隔離俗世好好思考並不一定脫離現實,能在刀光劍影殺聲連天中仍能思入風雲,談何容易?同樣,置身群眾投入運動便不一定難以深思熟慮;思考的距離,不是物理性的。

太多雜音,暫時走開一會,何必過早責之為「實戰的逃兵」?奮勇向前,輕身犯險,何用譏為「不用大腦」?

行動的敵人不是所謂空想,而是簡化歸邊,切斷複合。

(原刊於《成報》七情上面一欄,該是2006年12月,尾三的一篇文,貼在這裡也是用來紀念六八風雲四十周年)

參考:英國廣播公司第四台節目:1968:哲學上街去!(1968: Philosophy in the Streets

2008年4月11日 星期五

Creation as Subtraction--紀念六八風雲四十周年

三月五日,柏索里尼八十六歲冥壽,我本正準備寫一篇關於巴迪歐(Badiou)如何評論他的詩,作為紀念,但電影節的工作忽然鋪天蓋地,人再度進入晨昏顛倒,人唔似人,鬼唔似鬼的狀態。這篇文章便一直壓下沒寫,沒post,就像每一年的柏索里尼的忌辰,無聲無息,度過。

然後五月便在目前,四十年前,巴黎爆發學潮,迅即捲動全歐,1988年,香港藝術中心搞了一個六八風雲二十周年紀念,我第一次全面認識這歷史大事,第一次看《一切安好》,第一次看莫昭如的《給香港的文藝青年》(拍於1978)。第一次在史文鴻出席的座談會上碰見余非。很多第一次......

那時剛迷上德里達,讀著傅柯的discursive著作,追捧的法國才子還未包括德勒茲、布朗肖、尚-盧.南西等;巴迪歐,真是聞所未聞。說真的,他也不是法式才子,所以他不屬於結構主義或後結構主義,他的位置是重新建構左翼的當代,當然,除了他,還有齊澤克和Jacques Rancière。

我想說的,其實還是巴迪歐那篇關於柏索里尼的講稿。他提出的關於創造和革命的觀念,也適合拿來紀念六八風雲。

巴迪歐認為,所有創造或多或少都是一種否定式(negation)。這講法本來沒有甚麼新意,重要的是他強調了否定式肯定(affirmative)的一面。

他說,任何新意,某意義上都是否定中肯定的部份。(All creations, all novelties, are in some sense the affirmative part of a negation.)說它否定,是因為既然是新事物,便一定不能化約為其發生情況的客觀性,一定是此客觀性慣有律則的某種例外。說它肯定,是因為新事物同樣不能他約為否定本身,因為否定總得先有一個否定對象(也即舊事物),否定者的身份得依於被否定者而有。新事物意味著否定式,但必須從否定式的否定性之外確立其身份。於是便有了「否定中的肯定」這辯證的提法。

否定中的否定部份,可名為破壞(destruction),革命都有這破的一面,過去一個世紀,大家正是從這破的一面去了解左派的創新,去了解革命。列寧、杜象、Cage、毛澤東、布洛克(Jackson Pollock)全方位為我們宣示了「破舊立新」的逆反性、破壞性可以去到哪一個程度。巴迪歐想說的,這一個世紀,是時候從否定中的肯定部份,重新認識作為否定的創造和革新活動了。而這肯定部份,他名之為消減(subtraction)。

以馬克思主義為例,馬克思堅持,推翻布爾喬亞國家機器並不就是革命的最終目的,革命的目標是共產主義--國家的終結,階級對立的終結。他的用語是「無產階級專政」。今天我們聽見這詞語便大皺眉頭,有很深的厭惡感,但其實這看似自相矛盾的觀念,正如「否定中的肯定」那樣,表達了一種弔詭的實踐方向--建立非國家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創性正好在於,那提供了一種減法,把新的「國家」意義,從「正常」的、經典的、舊有的國家觀念中減除出來。舊有的國家是一種權力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則是非權力的權力,權力問題消失了的權力。完全地、絕對地處於否定對象的律則之外,便是這subtraction。消減出來的東西,處於地平線上,成為我們走上前迎接的新事物。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地「為道」,何嘗不便是道的創造?

因此,無論是政治上或藝術上的創新,作為一種否定式,總是在破壞和消減之間游走著。消減並非破壞的否定,破壞也非消減的否定,而是兩者作為否定的兩個面向、兩個部份。過往,我們看六八風雲,強調它的革新性,其實都著重了它的去舊,很容易把它歸入年輕人的反叛、不滿、改造現實世界的天真霸氣,由是不免強調了它的暴力,它的不成熟等,如果換成subtraction的角度,我們又會否有較新的體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