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後重看1989年我寫過的那篇叫《叫李鵬太沉重》的小說，行文結構都仿照《叫父親太沉重》，中間偷插入關於民運的傷感，帶著告別／批判父權暴力的尾巴，很自然覺得太造作。然，造作又有何不對呢？阮藉有青白眼，謝玄聞淝水之勝而故作不改面色，在作孽的年頭還以加倍的將迎、放浪，有時是必須的，甚或毋須以「青年人應有的霸氣」補底。世人既久已麻木，莊周喪妻乃鼓盤而歌；「八九民運」既發展至「血洗京華」，「救中國，殺李鵬」之類的標語在示威人群中豎立，而且是天主教團體的口號，庶幾釋之！常說我們這一代是「後八九」的一代，但其實當中沒有任何嚴格的規定。「五二八」上街的一百五十萬人，年齡層廣濶，絕對是跨世代的一次集體良知覺醒；即使一再收窄，「五二一」一百萬、「五二零」二萬，人們的成份有甚麼共同特徵，之有甚麼共同發展軌跡，社會學、文化人類學以至簡單的統計學上，都很難說。「八九民運」曾經造成的震撼，對一些人來說絕對是啟蒙，對另一些人，則可能僅是一場噩夢，拖著一段尷尬的回憶……
友儕之間一度流行所謂「氣魄承擔」的說法。「1989春夏之交」的這場「政治風波」，該很能以血氣翻滾，紅著眼睛和身撲上擁抱年輕的正義作繫辭。迄今總不能忘記的一幕是民運開始不久，天安門廣場上，電視台攝影機捕捉了某國內大學生站在木箱上宣講，向群眾曉示民主的定義。「甚麼叫民主？民就是人民，主就是作主；民主便是人民當家作主！」那股天真、浪漫和大方向、大括號下的隨意，彷彿註定創造的是奇觀和奇跡想像而遠非現實政治。難怪當年還是初中生的當地人今天憶述時不免承認，當她發現遍布廣場的帳幕已畫出類似嘉年華和馬戲團的歡樂邊界，驀然驚覺整件事太像郊遊野餐。「這樣便是示威嗎？」於是（她）「便撤了」。這種覺悟不能不說是老成的，年月的距離大概也有關係。然而，反差恰好照出了問題的核心──正是年輕的氣性召喚了幾代人的跨代回應。「他們怎可以這對對付手無寸鐵的孩子們？」──這大概是當年很多人心底的共同疑問嗎？民運的參與者有學者、工人、農民……但主角始終是學生；不可能只是基於發生學上的先導。由疑問到不滿，由不滿到憤慨，終至群起反抗。年輕的生命在民運過程中受盡委曲（下跪請願、絕食、被誣衊……）、受打壓，最後消逝於力量對比極大的清場行動。人們震動了，不全因為同情、憐惜、大是大非的驅動，而是，我們早成為所謂「氣魄承擔」的「同流者」（conformist）。We were haunted, and we conformed, going to be haunted by the followings。相比於「理性承擔」，「氣魄承擔」當然是不成熟的，沒有保障，不免中道而廢的，但惟其如此，「終不能完成的年輕悲願」更能散發幽靈般的感染力。多少人因民運而覺得年輕了？「彷彿又回到保衛釣魚台的日子」；彷彿又回到「反英抗暴」的日子；仿彿又回到火紅年代……香港的運動老鬼享受「氣魄承擔」，表現普遍而泛濫的勇氣；弱冠前後的，則仰受這番百載難逢的啟蒙。然後「六四」鎮壓，三個月後羅馬尼亞壽西斯古向群眾開槍，柏林圍牆倒下，蘇聯東歐變色，中國難產的民運成了為人作的嫁衣裳。我們吞下雙杯雪盞，火熱的心要冷下來，但辯證的悲情仍然構成安慰，因為大家清楚，以後，悼念將成為類宗教儀式把，一切內化亦肯定構成個人向前行進的動力。
（全文四千多字，刊於《字花》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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