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閱讀──福柯、吉拉爾和齊澤克

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就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發表了令人震驚的言論。學生、傳媒和各方人士群起回應，卻反被人指斥行使言語暴力。一些擺出理性姿態和關心年輕人教育的知識份子，苦口婆心地規勸，與其大棍狠批因時代有隔而已對當年情事缺乏感覺和認識的青年，不若循循善誘。在鼓吹「獨立思考」的大纛下，太嚴苛的道德斥責，被認為對「六四事件」的知識傳承幫了倒忙。

「六四事件」並不是單獨一天便能發生的事；「八九民運」經歷了整整五十天，期間有大量文字和影象紀錄、報道，全球千萬人有耳俱聽，有目皆見。然後一個關燈的夜晚，成千上百的學生和市民流血、失蹤，如果到今天仍然有人覺得有關方面處理這件事只是「有點問題」，甚或懷疑傳媒和後人把事情「放大」，為何我們會不覺得這是對事實和過往死者的粗暴、不尊重，反而覺得嚴斥他的人暴力呢？

由是覺得，原來今天仍有需要好好認識何謂暴力，好好進行一次暴力的閱讀、暴力的思考。

八十年代開始成為本港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紅人」的福柯（Michel Foucault），誰不曉得他的權力理論呢？對，知識／言論便是權力嘛，道德作為規範、宰制個人獨立、自由的元凶嘛，陳一諤的支持者不少運用的便是簡化了的福柯觀念。

福柯在其1975-76法蘭西學院講座文集《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戰爭幾乎從未停止過！所謂和平狀態，戰爭的另一種形式，某程度上，由於沒有了可見的「特徵」，可能進行得更激烈。

暴力是表現權力的最赤裸形式，但它的隱藏性也十分高。看過《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的讀者，鮮有不被開首那段對身體的酷刑描寫吓住的。當人的所有權利被奪去，身體便成了最後的平台，反抗要用身體（如絕食），最終的宰控也不得不落到身體上，還要公開展示（所謂示眾，好表現威權）。然而，我們文明大部份的時間，對暴力都是以避開的方式讓它作更大的呈現。

文明的本義就是教化、粉飾，在原始之上加添種種造作、建設。身體暴力未免太殘酷、太真實，令人不免別過臉去。文明把暴力符號化，同時讓暴力在符號系統中繼續滲透，發生作用，其中一個最常見的方式，便是讓它隱藏在所謂「非暴力」的角落，以「和平」、「理性」為面具，為掩飾。

一手建立替罪羊（Scapegoat）文化理論的勒內．吉拉爾（Rene Girard），在《暴力與神聖》（Violence and the Sacred）便清楚說明，暴力其實是文明的起源，而正好是把暴力的外貌「轉化」了，文明的操作才更有效。

當不同的人欲求同一事物，事物的相對價值便會提高，其他本來未必對此事物有興趣的人也會被吸引進來；這便是吉拉爾所論及的「模擬欲望」（mimetic desire）效應（類似市場的羊群心理解釋）。然後逐漸來到一個地步，欲望對象變得不重要了，相互競爭催生模擬衝突（mimetic conflict），然後再讓路給模擬敵對，分享同一對象的欲望變成摧毀同一敵人的傾向。當「不幸者」被選中為「替罪羊」，敵視他／她的人會愈來愈多，愈對這對象施暴，便愈能減輕每個人的暴力傾向，降低因競爭導致相互大仇殺的危機，令相關群體得以繼續「和平」地、「理性」地緊密聯繫起來。「替罪羊」因而大有功於社群，他／她的地位顯得十分「神聖」，耶穌的神化便是上佳例子。

發明和運用語言文字是文明的最大特徵，可吉拉爾認為，正因為人類有尋找「替罪羊」的傾向，才會有符號化的需要和語言的產生。最先的「替罪羊」是不幸同時是幸運（神的選擇；神聖的載體）的人，然後先用羊和牛（犧牲之本義）代替他／她，再懂得用符號代替。據此，語言並非我們（存在）的屋宇或星圖，語言是暴力先驗的寄寓之所。

顯然，陳一諤並不能說成是「替罪羊」，人們沒有神化他。相反，在陳一諤事件上我們看見了暴力如何被轉移了。在「寬容」和「反思」的虛飾下，陳氏和他支持者如何在有意無意間，通過他們的言論合理地行使暴力。

然後是訓斥他們的人被指才是「暴力」。斬釘截鐵地批判「六四」屠城的言論被指「專制」、「霸權」。由是我鄭重推薦大家打開齊澤克（Slovj Zizek）去年的英文新著《論暴力──側面反思六篇》（Violence──Six Sideway Reflections）。裡面提到一宗著名軼聞：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名德國軍官到往訪畢加索，在巴黎畢氏的畫室裡他看到了《格爾尼卡》（Guernica，不錯，正是燈泡眼下牛頭、馬臉混雜著碎裂肢體，回應西班牙內戰的那幅著名抽象畫）。軍官被畫作的現代主義式「混沌」震懾了，便問畢加索：「是你做的嗎？」畢加索平靜地回答：「不，是你做的。」

面對任何疑似「激進」的反應，香港愈來愈保守的知識份子總傾向質問：「看，你們多粗暴！暴力真是你們想要的嗎？」讀了齊澤克的便懂得平靜地回應，像畢加索：「不，你們才粗暴，這是被你們姑息的政治下，最真實的結果！」

這並非通俗所謂「先撩者賤，打死無怨」。《論暴力》嘗試把暴力區分為主觀暴力（一切可見的暴力）和客觀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和制度暴力）。一般人只注意到主觀暴力，間中意識到語言暴力，卻對隱藏性最高的制度暴力置若罔聞。陳一諤之流對「六四」事件道德意識所作的損害，固然是一種語言暴力，後面其實還有更深層的制度暴力。二十年來香港教育制度和政治文化的避談傾向，造成「八九民運」長期無法在中國人社會建立早該擁有的歷史位置。這種避開以至潛在的遺忘意向，正是用「獨立理性」、「和平反思」的符號，代替了殘酷抹殺真相的暴力啊！

（刊於《讀書好》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