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這世界那麼多（假）道歉？

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在微博炫耀財富，導致網民群起攻之，並引發中國紅十字會的信任危機。當事人終於站出來道歉。報道說她在寧夏衛視節目接受內地知名財經學者郎咸平專訪，澄清了她「契爺」跟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王軍同名同姓，卻是深圳商人。她被引述帶著淚說：「真的對不起，自己貪慕虛榮在微博上發一些東西，讓很多老百姓受不了。......其實我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十八歲前我沒有這麼奢侈。」

究竟郭美美這樣算不算道歉呢？看了報道有人反而更火。友人一說中的：「她這是自辯開脫，根本並無真的悔意！」我聳聳肩說：「看來她是用上Apology的古義。」當然，友人無暇欣賞我的幽默，大抵郭美美也沒有真的讀過柏拉圖對話錄《蘇格拉底自辯篇》（Apology）。

是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大量使用「對不起」、「很抱歉」、「I am sorry」這些說法，很多時均非意在道歉。最常見的例子便是公文信或公共標語均常會有「引起不便萬分抱歉」這麼一句。說話或公告者當然不是要向受件人及公眾道歉，而是表示一種關心或同情，甚至只是流於公式的禮貌。「對不起，落場無父子，我不會留手的。」比賽前我們向對手說出這話，絕對不是真的覺得有負對方，而在顯示基本風度。

因此，我們不能單從有人說了「對不起」便判別他／她真的道了歉。沒有真正道歉自然談不上原諒。「算吧，我們不必與她計較。」有些人不必犯錯者道歉便加寬恕，這固然關乎茲事輕重，但其實想深一層，我們這樣做有時只是不理睬對方，而非真正原諒之。某意義上，不與其計較其實是一種看不起－－對方沒有資格接受我們的原諒。犯錯者還算有望可平等對待的人，正常人卻不會與貓與狗，與理性未發展的小童計較。

讀得太多歐陸理論作品，看美國「道歉學」專家阿倫‧拉扎爾（Aaron Lazare，本身專業是精神病學，遊訪世界宣揚道歉的重要性）大作《道歉》（On Apology）格外輕鬆愉快。英美語系學者講道理不要求讀者頭腦轉彎，而且例子特多，說明詳盡，屬「驚死你唔明」一類文本。事實上，在這個「道歉特別多」（拉扎爾語）的年代，細讀《道歉》，直可滿足我們分辨箇中真偽的需要。

《道歉》一書是「後九一一」產品（英文原著於2004年出版）。雙子星倒下，美國政府、軍方，以至民間紛紛出來為恐襲事件道歉（「我們本來可以預防的，對不起！」）。拉扎爾便曾私下統計，發覺1998-2002年間在美國兩大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新聞、專欄標題及內容有「道歉」成份的文章，比1990-94多出了八百多篇。他認為這固然反映人們（起碼美國人）愈來愈重視道歉，但也顯示了假道歉有愈來愈多的趨勢。

道歉形成文化，自然會出現懂得玩「道歉遊戲」的人。道歉旨在和解，避免報復或關係的進一步破壞。假道歉的流行，反映的正是愈多愈多人不想付出真道歉的代價，便欲竊取有關成果。拉扎爾明確指出，假道歉是道歉力量的「寄生蟲」。「假道歉的人不願意腳踏實地，一步步地完成真正的道歉；他們沒有足夠的誠意承認自己犯了錯，或者說，他們沒有表現出真正的自責，或者做出適當的補償，包括承諾將來要洗心革面，改過自新。這三種行為是做出真正道歉必須付出的代價，要將其付諸實行需要誠意、大度、謙卑、承諾、勇氣和犧牲。」（頁11）

道歉具備既簡單又複雜的二重性。這幾乎便是《道歉》全書的核心。說它簡單，因為它的結構其實很簡單－－首先認錯，表示疚愧和自責，伴以適當的解釋，有時要作出改過的承諾和實質補償。但它又異常複雜，因為它涉及當事人或涉事群體的複合心理。為了面子、自尊、恐懼......諸種理由，人們拒絕道歉，又或即使明知該道歉，總是作不出，好不容易作出了，又錯過了道歉的適當時機。

幸好，拉扎爾告訴我們，道歉總不會來得太遲。遲來的道歉總比完全不認錯好。《道歉》便以一個遲了數十年的道歉實例為開端，說明道歉如何有助消除人生的遺憾。作者很有耐性，詳加疏解有關道歉的種種，對我來說最有用的，正是提供了檢查出「假道歉」的方便法門。

拉扎爾寫道：「檢驗『我很抱歉』是否正式道歉的辦法其實很簡單。我們只要看一看類似情景出現時，這個人會不會重複這一行為。」（頁31）假道歉或失敗的認錯，大多用語含糊不清，有頭無尾，又或說話人企圖置身事外，又或為罪過附加條件；質疑受害人是否真的受到傷害；企圖大事化小。至於跟不該道歉的人道歉，為不該道歉的事道歉，更都是轉移視線的慣常「道歉遊戲」技倆。

讓我們回到郭美美的「道歉」。她的確說了對不起，但向誰說呢？向指責她的網民？（中國紅十字會呢？）就他們不能接受她的行為而作？她承認了自己虛榮，但言下之意，是自己只不過在微博上「貼了一些東西」（大事化小），你們便受不了（暗示可能只是大家太敏感，質疑是否真的受到傷害）。至於「以前我不是這樣子的」則明白地自辯，不在認錯。報道另外部份說她將來想在演藝界發展，更缺乏改變承諾。

拉扎爾指出，「如果我有錯，我在此表示歉意......」、「假如我為你們帶來不安、冒犯了你們，容我在此說聲對不起......」這些都是生活常見的假道歉形式。道歉是不須附加條件的，附加了條件，說話的人便成了紓尊降貴者，以「道歉」掩飾他背後的傲慢。

辛波絲卡的怪異核心

最近逝世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詩人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她詩選裡有一首題為《三個最奇怪的詞》的短詩，只有六行，卻被指哲味甚濃。

雖然只有，又或者正好只有那六行，不少人對這首詩印象深刻。六行三個詞，每個詞各配兩行。「未來」、「寂靜」和「無」，便是那所謂「三個最奇怪的詞」。

「當我說『未來』這個詞，第一音方出即成過去。」所指（signified）與能指（signifier）的分離，何奇怪之有？作為能指的語音，它一說出來便成過去；作為所指的，關於「未來」的意義，屬於還未發生的時序，時間三相之末；過去的是能指，不是所指。所指無所謂過去。

「當我說『寂靜』這個詞，我打破了它。」聲音是聽覺的對象，然而，也有聽不見的聲音。「people hearing but not listening」，聲音存在，但沒人聽見，因為他們聽而不聞。進入耳膜甚至進入大腦卻沒有留下記憶不經認受分析。聲音不一定是先驗打破寂靜的，但辛波絲卡想我們曉得，那如說謊者悖論「我在講大話」的詭詞：「聽！多靜。」

「當我說『無』這個詞，我在無中生有。」沒有「不存在」的存在，只有存在的否定。甚麼也是存在，包括虛無本身，何況是關於「沒有」的一個詞？「無」本身是有，而詩，而藝術，創作之為創作，不外乎人間造上帝，無中生有。

分析謀殺了詩意。引入層序和區分，取消含混與詭詞，神奇的光環收起，變回枯悶的表意文字。因而會有人認為，詩論是先驗地跟詩本身對立的，它把詩從雲際拉下，給它一個理解的位置、一個地域，而這空間，可名為詩意的牢房！

然而，《三個最奇怪的詞》的深刻之處，不正是預先把詩論的技倆以詩的形式搬玩一遍嗎？六行「詩」，其實同時便是詩論，句子自我推翻，自行瓦解。未來不是未來，靜非靜，無非無。它不在意你如何理解，它同時在生產：當事物遭詩意地否定，意味著下一步的轉進。無非無，乃有非無之無。詩論否定了詩，但被否定的詩便指向那不被否定的超升。成為過去了的未來，不是未來的未來，才是微妙的怪異核心向我們綻放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