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來的終於來了

在這裡荒廢得驚人的歲月裡－－差不多五個月了吧，我一頭栽進另一個世界裡，彷彿等待著甚麼似的，不！我確實清楚在等待著甚麼，然後，等的還未完全到來，始終要來的反而沒聲沒息的潛到跟前（誰說命運不才是潛行者叱）；我說的當然是他－－李維史陀，終於逝世，享年一個世紀！

月前有一個網台節目，要介紹思想家，幾乎不假思索，第一個便談他。知我者不為怪，《野性的思維》完全打開了我思潮史的視窗，《憂鬱的熱帶》，好看到一個程度，我很多次提起，都把書名倒過來說－－熱帶的憂鬱（補記：後來在《星期日明報》的那篇新文果然又寫錯了！！！），就像我說起曹操名言：寧我負天下人，不許天下人負我，我總說成寧天下人負我，不我負天下人。

猝然聞訊，不能多說，暫貼舊文在下：

百歲哲人李維史陀

報道稱，近月巴黎的知識界熱哄哄的，都在準備為「結構主義之父」李維史陀慶祝百歲誕辰。在我們的社會，百歲享受普天同慶的權利落在一個電影大亨那裡，思想的光輝跟鎂光燈紅地氈，風馬牛不相及。但世界不因我們的慾望和淺見轉移，李維史陀的偉大，其實遠比很多人想像中容易感受。

Claude Levi-Strauss，李維史陀，大陸譯列維－斯特勞斯。不錯，過去我每在本地媒體提起他，都會先拋出那個牛仔褲名牌。跟引述1968年「五月風暴」名言「結構沒上街去」一樣頻密的是這例句：「這個Levi-Strauss不能穿上身。」

李維史陀本人不止一次承認同名事件一直纏擾他。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到美國教學時，校方要求他改名作L. Strauss，理由是恐怕學生聽來會發笑，影響學習氣氛。他上餐館等座時，侍應上前問他：「是褲子還是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真的有成衣商人說要以他的名字登記作商標，好令Levi-Strauss老廠付錢收購保證專營。故此，當《文化現場》編輯提醒我寫李維史陀謹記要和本地文化氣氛和當期專題（衣著文化）有關時，我便放心了。──任何人都可一眼看出李維史陀和時裝的關係！

為甚麼不呢？難道李維史陀一生的工作不便是要穿透時尚，跨過不斷變化、捉摸不定的經驗叢，尋找相對穩定的東西嗎？他用「結構」（structure）鎖定這種不變性。別人把他和一大堆名字連在一起：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拉康（Jacques Lacan）、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傅柯（Michel Foucault），甚至後期的波笛爾（Pierre Bourdieu）。然而，他挪用結構語言學的方法分析原始社會的婚姻關係、神話、圖騰和其他民俗，論著作內容的廣度和影響，都比其他人驚人，而且註定是跨科目、跨世代的。因為他研究的對象看似是初民，讀者自然被誘惑去效法他的挪移大法，用他的理論觀照當前的政經人事。他示範了如何站在思維的高地，大家尊他為「父」，不止出於欽敬。

被視為啟動知識份子一代的風潮，結構主義一度代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代表著全新的生活哲學，以歐洲的眼光，交出思想對世界的擁抱。儘管這群人不少抗拒被標籤，彼此思想相異出入頗大，但作為存在主義的逆反，那對主體性的揚棄，反對圍繞著「人」出現的各種觀念上或實際行事上的僭妄，以至逆向常識，於要緊處來記理論回馬槍，大抵便是人們行使歸類方便的最大誘因。他們不一定擁抱結構或規則，但強調某種制約性，以至把自由置入制約中的策略發揮，仍有相當大的一致性。

在李維史陀的龐大影響下，結構主義以至後結構主義（包括解構主義）向相對主義靠攏似是不可避免的。因李維史陀高調搬出數理模型和疑似科學的姿態而批評他迷戀僵化的普遍形式，是天大的誤會。對同時從《憂鬱的熱帶》和《野性的思維》兩本書開始了解他的我來說，他既是一位詩人、一個民俗志作家，並且作為結構人類學家在我的認識地平線上出現，並無矛盾。正如《憂鬱的熱帶》膾炙人口的開端：「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以否定自己的專業作為進入專業描述的開始（人類學家和民俗志作者正是在旅行和探險的過程中記下一切，而下文顯示，作者正是作著他聲稱最討厭的事，而且做得相當出色），何其大膽，也何其熱情！據說，部份行家看了這頭兩句便不願把這厚達五百多頁，詳細紀錄他如何在亞馬遜河流域及巴西高地森林探險，詩意盎然的散文集細讀下去。也好，李維史陀要排除的讀者，理該包括這些人。

這裡無意，編輯估計也不容許我介紹李維史陀著名的「生－熟－變爛」／「烤－薰－煮」烹飪三角結構。但真正翻閱過四卷《神話學》的人，大抵很少不會在那些作者努力嘗試整理出來的結構和公式前動容。在那高度自圓其說的精密論述下，你十分清楚那根本便不可能放諸四海皆準；與其說它逼近科學，勿寧早已成為一種品鑒的對象。雖然每天都有太多人說李維史陀已經過時，但直到今天，人們討論文明的起源時，仍不得不就亂倫的禁止、女人的交換、圖騰作為二元系列的隱喻對應，展開必要的簡別和取捨，便說明我們仍未能完全離開李維史陀那理論和激情的交互漩渦。而這個漩渦的積極意義，正好在提醒我們的視野該超過一切的具體內容考慮，包括李維史陀那關於形式／結構的理論內容本身！

容我引用《野性的思維》裡發人深省的一段：

「在我們的文明中沒有甚麼比我們在被引導下對歌德或雨果的故居的參觀，更像行入族禮的澳洲土著，在本族賢哲的護送下所做的定期朝聖了。文豪故居的陳設會使我們心潮洶湧，不能自已。……重要的並不在證明這張床就是梵高睡過的；參觀者要求的只是它能被指示出來。」

今天人們已懂得說，永遠把目光推到一定距離之外的李維史陀，已成為所有反西方主義者、環保份子、反專制政治的前輩，他甚至比起當代很多運動份子更基進（radical）。在1968年「五月風暴」裡，面對女權份子的指責（說他把原始社會交換女人視為純粹符號的交換），李維史陀只是禮貌的把她們請出研究室。他不認同學生的鬥爭的原因，在於反對他們砍樹架設路障。每天他都在校園散步保持清醒，因而到九十多歲的高齡，他仍能說出像「人類已經活在一種內在的、中毒的體制內……我即將走完我在這個世界中的存在。（但）現在這個世界，不是我所喜歡的世界」這樣的說話。（「法國第二台」讀書節目《Campus》節目第一百集紀念專訪李維史陀，2005 年2月17日播出）

李維史陀簡介

李維史陀有猶太血統，出身於畫家家族，1908年11月28日於父親受聘到比利繪肖像畫時於布魯塞爾出生。二十歲前居於巴黎16區，先修哲學，後讀法律，最後歸宗當時仍是知識界新寵的人類學。

李維史陀年輕時曾積極參與社會黨政治活動，1935年往巴西冒險和考察南美印第安人文化。二次大戰一度入伍，旋即避居美國，跟超現實主義畫家打得火熱。戰後當了三年法國駐美大使館文化參贊。回國後於1959年進入法蘭西學院研究及教學，成立人類學研究室。1973年成為代表法國知識份子最高榮譽的法蘭西科學院院士。

著作幾乎都已有定譯，包括：《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1949）、《憂鬱的熱帶》（1955）、《結構人類學》（1958）、《野性的思維》（1962）、《圖騰制度》（1962）、《神話學》（1964-71）、《面具的奧秘》（1972）、《廣闊的視野》（1983）、《嫉妒的製陶女》（1985）、《讀、聽、寫》（1993）等。晚年多發表美學和討論音樂和詩歌的文章。

鄭若思：假如明天「平反」六四 （轉貼）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題記

（一）
這一天的央視，報導了香港的六四燭光晚會；
這一期的《求是》而不是《炎黃春秋》雜誌，肯定了趙紫陽領導改革開放的政績；
這一年六四難屬集體祭奠親人的儀式上，不見了便衣員警；
這一屆上海電影節的回顧展上，因有六四鏡頭被禁映的《頤和園》重見天日；
外電報導，中共內部已經成立了工作組，專門處理平反六四的問題，但是外交部發言人守口如瓶：“我國政府的立場是一貫的，外界的傳聞完全沒有根據。”所有的猜測，終於在這一天得到證實了。
晚間七點，央視新聞聯播的開始曲結束後，螢幕上出現的男女主人公，是兩個陌生而蒼老的面孔。仔細辨認，才知是薛飛和杜憲，兩人一身黑衣，和89年6月4日那天一樣。做了多年播客的薛飛，聲音還是那麼磁性而深沉：
“下面播送本台剛剛收到的消息：中共十×屆×次會議昨天在北京閉幕，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重新評價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政治風波的決議》，決議指出，發生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群眾遊行示威活動，主流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希望推進改革開放，反對腐敗，與我黨一貫的方針是一致的。由於陳希同、李錫銘、楊白冰反 黨集團的陰謀破壞和挑撥離間，使我黨決策發生失誤，在楊白冰等暗藏在人民軍隊中的野心家指使下，戒嚴部隊誤傷了不少群眾，造成黨和人民之間長期的隔閡和誤解。早在九十年代，我黨就有很多老同志明確指出，六四政治風波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不平反就無法真正使我黨重新樹立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信。
在HJT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經過有關方面長期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鄭重宣佈：重新評價“六四”政治風波，平反因“六四事件”出現的所有冤 假錯案，為被誤傷、殺害、牽連的黨員、群眾恢復名譽，予以適當的賠償。……長久沒有坐過主播台的杜憲，這天神情激動，聲音也有些沙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今天看望了部份“六四”遇難者家屬，向他們表示慰問。”畫面上，白髮蒼蒼的溫總理握著丁子霖等人的手：“我代表黨中央來看望大家來了，我對你們的喪親之痛，感同身受……”總理哽咽了，他和難屬們一起老淚縱橫……主播杜憲也是熱淚盈眶。接下來的新聞是：中組部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撤銷對參加六四前後示威活動的黨員的紀律處分，被開除黨籍的允許恢復黨籍，對被誤傷、誤殺黨員的親屬做好撫恤工作。中宣部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級新聞單位宣傳好中央關於重新評價“六四”政治風波的決議，發動廣大黨員幹部學好決議，深入揭批陳希同、李錫銘、楊白冰反黨集團陰謀分裂黨、離間黨和人民關係的罪惡行徑，做好難屬撫恤工作，把決議精神貫徹到各項工作中去。第二天的新聞聯播，鏡頭轉向了人民群眾。“廣大幹部群眾學習了決議精神以後，深受鼓舞，更加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他們紛紛表示：這表明我們的黨是一個勇於糾正錯誤、改正錯誤的党，充分表現了我黨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光輝形象。”

（二）
同一時刻，軍事科學院的軍史研究人員正忙著校訂新版軍史，在這最新版本中，完全沒有了關於“共和國衛士”和平暴的記載，只剩了1989年6月某軍區某部大搞學雷鋒活動的記錄。重慶的解放軍通信學院內，幾個戰士用粗大的鋼索套住“共和國衛士”劉國庚的銅像，起重機的轟鳴中銅像被高高吊起，又重重地甩在一輛開往冶煉廠的卡車上。互聯網的流量這幾天都上升到最高點。人們無心上班，紛紛議論著中央的新決議。還有人把戒嚴部隊的名單，和“共和國衛士”親屬的個人資料貼在網上，呼籲大家人肉搜索當年的“殺人犯”。山 東萊陽。劉國庚父親的家。老人正在閉目養神，忽然被一陣激烈的敲門聲驚醒了，開門一看，一夥陌生人兇神惡煞地站在門口，有人拿著油漆桶，有人拿著刷子：“這是劉國庚的家嗎？”
“是啊，他是我兒子。”
“好你個老小子，養了一個殺人犯！”
“你胡說，”老人氣得鬍子直顫：“他是共和國衛士，是為了國家犧牲的！”
“老小子你聽著：黨中央已經給六四平反了，你兒子幫反黨集團戒嚴，就是殺人犯！還不趕快向全國人民謝罪！”幾個人說完，把老人的家砸個稀爛，抓起牆上的劉國庚遺像丟在地上，重重地踏了幾腳，然後在門前用紅油漆寫了大大的“殺人犯”幾個字，又把一桶糞潑在門口，才盡興而去。
網上傳聞，前“共和國衛士”的親屬遭人肉搜索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騷擾，愛國人士稱：“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叫好聲響徹雲霄。一個叫鄭若思的人在博客上發表“要公平對待共和國衛士及親屬”的網文，立刻被上萬個跟貼罵得靈魂出竅。

（三）
北大人事處的桌子上，堆了一疊求職信。王丹、柴玲、封從德、張伯笠……要求回母校執教。人 事處長皺起了眉頭，撥通了給校長許智巨集的電話：“按中央新規定，這些流亡學生領袖可以回國探親、經商、執教，但是不能從事政治活動。可是如果放虎歸山，誰知他們會幹些什麼，又給我們惹麻煩。”許校長馬上回答：“你說得對，我們就以相關專業沒有招聘教師名額來回應就是了。”劉曉波的 家裏，電話鈴聲響了。他拿起來一聽，居然是北師大中文系主任打來的，他興奮得聲音都發顫了：“主任，你收到我的信啦？”“是的，”系主任並不激動，“劉博士，啊，不，劉老師，我們很認真地研究了你的要求，可是呢，我們現在聘請一名教授，要看研究成果、研究領域，你這幾年寫的這些文章，都很好！都很好！可就是不屬於本系的研究領域啊。我們中文系總不能專門搞個‘反對獨裁’教研室，也不能搞什麼反對專制的研究課題，那也申請不到錢是不是？您是不是上網看看本系搞的主要研究，寫些相關的書再聯繫？”劉曉波歎口氣掛了電話，兩行熱淚掛在臉上。

（四）
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數萬群眾。他們臂戴黑紗、胸佩白花，高唱國際歌。五星紅旗在國歌聲中升到旗杆頂端，又降到了一半——中國政府把這天定為國民哀悼日，紀念六四死難者。萬 安公墓的一個角落人聲嘈雜，這裏集中了數名六四死難者的墳墓，不斷有人來送花圈，一名教師帶著少先隊員打著軍鼓也來了，他把入隊儀式搬到了這裏。新隊員向墓碑莊嚴敬禮，宣誓“繼承先烈遺志，做党的好孩子”。裏面只有一個頑童在指指點點：“我爺爺的墓在隔壁，以前我們來掃墓，我爸都不讓我來這邊，說這裏都是 暴徒……”他的話被輔導員聽見了：“有的同學思想很不端正，從來不關心時事，不懂得怎樣跟黨走……”

（五）
國務院信訪辦。門前排滿了六四死傷者家屬。這天來的一群家屬很特殊，他們拿的都是醫院開的“因病死亡”證明，死亡日期都在1989年6月4日到10日之間，信訪辦內部稱她們為“特殊難屬”。一 個大媽紅著眼圈說：“我那孩子是下夜班路上被戒嚴部隊打死的，那時候我們怕他白送了命還攤上暴徒當，就叫醫院給開了這證明，誰想到你們一平反，一撫恤，就沒我們份了，這可太不公平了！”又有一個大爺擠上來說：“你兒子冤，我姑爺更冤！他在廚房裏燒開水，就被窗外飛進來的子彈打死了！”“就是！就是！”後面 一群大爺大媽都喊了起來。工作人員連忙安慰：“大家不要吵了，只要你們能拿出證明來，說你們的親人是戒嚴部隊打死的，或者還能找到當初的醫生作證，我們就幫你們解決問題，行不行？”“那證明讓我們哪兒找啊？這不是在踢皮球嗎？你們要是不還我個公道，俺們今天就不走了！”辦公室主任情急之下，撥通了溫總理的電話，說明了情況以後，話筒那邊傳來總理堅定的聲音：“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著辦！”主任放了電話，眼睛盯著天花板發呆。幾天後，餘秋雨的《含淚勸告特殊“難屬”》傳遍網路。余大師用他飽含激情的筆觸寫道：“你 們所遭遇的喪子之痛，全國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億人在同一時間全部肅立，默哀三分鐘，這肯定是人類歷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儀式。悼念對象，就有你們的孩子。在全國哀悼日，一位佛學大師對我說，有十幾億人護持，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薩，會一直佑護中國。我想，你們的孩子如果九天有靈，也一定已經安寧。”你們1989年以來的傑出表現，已經為整個中華民族贏來了最高尊嚴。因此，你們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麼呢。”

（六）
環球時報編輯部。編 輯們正忙著整理世界各國傳媒對中共平反六四的反應。一位元編輯從電腦畫面上將一個大標題擴大了兩個字型大小：“CNN新聞評論員卡弗蒂高度評價我國政府”。這則 消息稱“原來咒駡中國政府是goons and thugs 的臭嘴卡弗蒂，在我國政府光明磊落的態度面前幡然悔過。他在最近一次節目中稱讚中國政府是舉世罕見的誠實的政府，中國共產黨是有頑強生命力的政黨。”

（七）
日本東京近郊的一所公寓。門敲開了。來人熱情地握著老鄭的手：“大李介紹我來找你。”“大李？你有什麼事？”“你不記得了？六四的時候你和大李一起到木樨地堵軍車，大李說你是他的老戰友。”“什麼戰友，難友差不多。”“是這樣，大李現在成了和反黨集團作鬥爭的英雄人物了，我們要組織些人作報告，不僅在中國做，也在外國作，大李就推薦你了，你可以用日語跟日本人講講我們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事蹟，長長中國人的志氣。我們已經租用了東京中心的一個禮堂，準備……”來人滔滔不絕。“這些嘛，我也不知道日本人有沒有興趣，關鍵是我不是什麼英雄啊，大李也不是，他跟我一樣，當時聽見解放軍槍響，腿哆嗦得就像彈棉花……”“你到底愛不愛國？”來人徹底激怒了。“你要來也得來，不要來也得來！”幾個壯漢駕著老鄭的胳膊就往外走。（八）“救命啊！”我剛喊出來，太座怒衝衝的聲音便傳來了：“老頭子，你發什麼神經，又哭又喊的？”我睜開眼，明白那是一場不知是悲是喜的夢。我把夢講給太座聽。她說：“都是蘆笛那老傢伙害的，弄得你天天想些沒用的事。你想的這些都太荒唐，只能當荒誕派小說。”於是我就把這個夢記下來，特別要告訴那些愛較真的同志，以上事件均系虛構，乃是非科學的幻想小說。2008年6月8日

我們都曾是氣魄承擔的同流者（節錄）

很多年後重看1989年我寫過的那篇叫《叫李鵬太沉重》的小說，行文結構都仿照《叫父親太沉重》，中間偷插入關於民運的傷感，帶著告別／批判父權暴力的尾巴，很自然覺得太造作。然，造作又有何不對呢？阮藉有青白眼，謝玄聞淝水之勝而故作不改面色，在作孽的年頭還以加倍的將迎、放浪，有時是必須的，甚或毋須以「青年人應有的霸氣」補底。世人既久已麻木，莊周喪妻乃鼓盤而歌；「八九民運」既發展至「血洗京華」，「救中國，殺李鵬」之類的標語在示威人群中豎立，而且是天主教團體的口號，庶幾釋之！

常說我們這一代是「後八九」的一代，但其實當中沒有任何嚴格的規定。「五二八」上街的一百五十萬人，年齡層廣濶，絕對是跨世代的一次集體良知覺醒；即使一再收窄，「五二一」一百萬、「五二零」二萬，人們的成份有甚麼共同特徵，之有甚麼共同發展軌跡，社會學、文化人類學以至簡單的統計學上，都很難說。「八九民運」曾經造成的震撼，對一些人來說絕對是啟蒙，對另一些人，則可能僅是一場噩夢，拖著一段尷尬的回憶……

友儕之間一度流行所謂「氣魄承擔」的說法。「1989春夏之交」的這場「政治風波」，該很能以血氣翻滾，紅著眼睛和身撲上擁抱年輕的正義作繫辭。迄今總不能忘記的一幕是民運開始不久，天安門廣場上，電視台攝影機捕捉了某國內大學生站在木箱上宣講，向群眾曉示民主的定義。「甚麼叫民主？民就是人民，主就是作主；民主便是人民當家作主！」那股天真、浪漫和大方向、大括號下的隨意，彷彿註定創造的是奇觀和奇跡想像而遠非現實政治。難怪當年還是初中生的當地人今天憶述時不免承認，當她發現遍布廣場的帳幕已畫出類似嘉年華和馬戲團的歡樂邊界，驀然驚覺整件事太像郊遊野餐。「這樣便是示威嗎？」於是（她）「便撤了」。這種覺悟不能不說是老成的，年月的距離大概也有關係。然而，反差恰好照出了問題的核心──正是年輕的氣性召喚了幾代人的跨代回應。「他們怎可以這對對付手無寸鐵的孩子們？」──這大概是當年很多人心底的共同疑問嗎？民運的參與者有學者、工人、農民……但主角始終是學生；不可能只是基於發生學上的先導。由疑問到不滿，由不滿到憤慨，終至群起反抗。年輕的生命在民運過程中受盡委曲（下跪請願、絕食、被誣衊……）、受打壓，最後消逝於力量對比極大的清場行動。人們震動了，不全因為同情、憐惜、大是大非的驅動，而是，我們早成為所謂「氣魄承擔」的「同流者」（conformist）。We were haunted, and we conformed, going to be haunted by the followings。相比於「理性承擔」，「氣魄承擔」當然是不成熟的，沒有保障，不免中道而廢的，但惟其如此，「終不能完成的年輕悲願」更能散發幽靈般的感染力。多少人因民運而覺得年輕了？「彷彿又回到保衛釣魚台的日子」；彷彿又回到「反英抗暴」的日子；仿彿又回到火紅年代……香港的運動老鬼享受「氣魄承擔」，表現普遍而泛濫的勇氣；弱冠前後的，則仰受這番百載難逢的啟蒙。然後「六四」鎮壓，三個月後羅馬尼亞壽西斯古向群眾開槍，柏林圍牆倒下，蘇聯東歐變色，中國難產的民運成了為人作的嫁衣裳。我們吞下雙杯雪盞，火熱的心要冷下來，但辯證的悲情仍然構成安慰，因為大家清楚，以後，悼念將成為類宗教儀式把，一切內化亦肯定構成個人向前行進的動力。

（全文四千多字，刊於《字花》第19期）

暴力閱讀──福柯、吉拉爾和齊澤克

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就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發表了令人震驚的言論。學生、傳媒和各方人士群起回應，卻反被人指斥行使言語暴力。一些擺出理性姿態和關心年輕人教育的知識份子，苦口婆心地規勸，與其大棍狠批因時代有隔而已對當年情事缺乏感覺和認識的青年，不若循循善誘。在鼓吹「獨立思考」的大纛下，太嚴苛的道德斥責，被認為對「六四事件」的知識傳承幫了倒忙。

「六四事件」並不是單獨一天便能發生的事；「八九民運」經歷了整整五十天，期間有大量文字和影象紀錄、報道，全球千萬人有耳俱聽，有目皆見。然後一個關燈的夜晚，成千上百的學生和市民流血、失蹤，如果到今天仍然有人覺得有關方面處理這件事只是「有點問題」，甚或懷疑傳媒和後人把事情「放大」，為何我們會不覺得這是對事實和過往死者的粗暴、不尊重，反而覺得嚴斥他的人暴力呢？

由是覺得，原來今天仍有需要好好認識何謂暴力，好好進行一次暴力的閱讀、暴力的思考。

八十年代開始成為本港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紅人」的福柯（Michel Foucault），誰不曉得他的權力理論呢？對，知識／言論便是權力嘛，道德作為規範、宰制個人獨立、自由的元凶嘛，陳一諤的支持者不少運用的便是簡化了的福柯觀念。

福柯在其1975-76法蘭西學院講座文集《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戰爭幾乎從未停止過！所謂和平狀態，戰爭的另一種形式，某程度上，由於沒有了可見的「特徵」，可能進行得更激烈。

暴力是表現權力的最赤裸形式，但它的隱藏性也十分高。看過《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的讀者，鮮有不被開首那段對身體的酷刑描寫吓住的。當人的所有權利被奪去，身體便成了最後的平台，反抗要用身體（如絕食），最終的宰控也不得不落到身體上，還要公開展示（所謂示眾，好表現威權）。然而，我們文明大部份的時間，對暴力都是以避開的方式讓它作更大的呈現。

文明的本義就是教化、粉飾，在原始之上加添種種造作、建設。身體暴力未免太殘酷、太真實，令人不免別過臉去。文明把暴力符號化，同時讓暴力在符號系統中繼續滲透，發生作用，其中一個最常見的方式，便是讓它隱藏在所謂「非暴力」的角落，以「和平」、「理性」為面具，為掩飾。

一手建立替罪羊（Scapegoat）文化理論的勒內．吉拉爾（Rene Girard），在《暴力與神聖》（Violence and the Sacred）便清楚說明，暴力其實是文明的起源，而正好是把暴力的外貌「轉化」了，文明的操作才更有效。

當不同的人欲求同一事物，事物的相對價值便會提高，其他本來未必對此事物有興趣的人也會被吸引進來；這便是吉拉爾所論及的「模擬欲望」（mimetic desire）效應（類似市場的羊群心理解釋）。然後逐漸來到一個地步，欲望對象變得不重要了，相互競爭催生模擬衝突（mimetic conflict），然後再讓路給模擬敵對，分享同一對象的欲望變成摧毀同一敵人的傾向。當「不幸者」被選中為「替罪羊」，敵視他／她的人會愈來愈多，愈對這對象施暴，便愈能減輕每個人的暴力傾向，降低因競爭導致相互大仇殺的危機，令相關群體得以繼續「和平」地、「理性」地緊密聯繫起來。「替罪羊」因而大有功於社群，他／她的地位顯得十分「神聖」，耶穌的神化便是上佳例子。

發明和運用語言文字是文明的最大特徵，可吉拉爾認為，正因為人類有尋找「替罪羊」的傾向，才會有符號化的需要和語言的產生。最先的「替罪羊」是不幸同時是幸運（神的選擇；神聖的載體）的人，然後先用羊和牛（犧牲之本義）代替他／她，再懂得用符號代替。據此，語言並非我們（存在）的屋宇或星圖，語言是暴力先驗的寄寓之所。

顯然，陳一諤並不能說成是「替罪羊」，人們沒有神化他。相反，在陳一諤事件上我們看見了暴力如何被轉移了。在「寬容」和「反思」的虛飾下，陳氏和他支持者如何在有意無意間，通過他們的言論合理地行使暴力。

然後是訓斥他們的人被指才是「暴力」。斬釘截鐵地批判「六四」屠城的言論被指「專制」、「霸權」。由是我鄭重推薦大家打開齊澤克（Slovj Zizek）去年的英文新著《論暴力──側面反思六篇》（Violence──Six Sideway Reflections）。裡面提到一宗著名軼聞：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名德國軍官到往訪畢加索，在巴黎畢氏的畫室裡他看到了《格爾尼卡》（Guernica，不錯，正是燈泡眼下牛頭、馬臉混雜著碎裂肢體，回應西班牙內戰的那幅著名抽象畫）。軍官被畫作的現代主義式「混沌」震懾了，便問畢加索：「是你做的嗎？」畢加索平靜地回答：「不，是你做的。」

面對任何疑似「激進」的反應，香港愈來愈保守的知識份子總傾向質問：「看，你們多粗暴！暴力真是你們想要的嗎？」讀了齊澤克的便懂得平靜地回應，像畢加索：「不，你們才粗暴，這是被你們姑息的政治下，最真實的結果！」

這並非通俗所謂「先撩者賤，打死無怨」。《論暴力》嘗試把暴力區分為主觀暴力（一切可見的暴力）和客觀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和制度暴力）。一般人只注意到主觀暴力，間中意識到語言暴力，卻對隱藏性最高的制度暴力置若罔聞。陳一諤之流對「六四」事件道德意識所作的損害，固然是一種語言暴力，後面其實還有更深層的制度暴力。二十年來香港教育制度和政治文化的避談傾向，造成「八九民運」長期無法在中國人社會建立早該擁有的歷史位置。這種避開以至潛在的遺忘意向，正是用「獨立理性」、「和平反思」的符號，代替了殘酷抹殺真相的暴力啊！

（刊於《讀書好》第21期）

can't delay anymore

blogspot預定差不多一個小時後停電，我必須趕緊把要寫的東西post出。

我的msn status近幾個月來都是can't delay anymore ，刻不容緩了，一拖再拖。正如我要急著寫下這些，大半年來，我幾乎無時無刻不處於趕工的狀態，好像有甚麼要在口中吐出來，如災難，又如命運，如文王之吐百邑考，可會化兔，可會迷離旁地走？

一個遊戲、一次間歇、一種節拍、一回趙開......這些日子，我好像不再懂得玩遊戲、不懂休息、不懂時間的配合、不懂打開該打開的空間。

N和我說起她做過召呼分離的動作。我也有嗎？還是，說到底不是召喚，而是一切慢不下來時，總有甚麼被蓋掩了，總有甚麼錯失了。

N今天又和我談錯失。我之前咬牙切齒的對她說過：錯失是生命的先驗概念，生命總在錯失之中，某意義上，從誕下的一刻開始，我們便必然錯失某些東西，在我們得到另一些東西的過程裡，我們不斷錯失著。

得著的機會成本是錯失。反過來說，那錯失了的另一個可能生命，通過想像和象徵操作，令剩下來的生命可能顯得更完整。

給人說是妹妹仔寫的詩

暗戀一年

如果一天只做一件事
該是暗戀的嘉年華
早上起床
撥弄電話
鈴聲待接立即掛線
讓她看到顯示

如果一月只做一件事
該是閉上眼的等待
她從沒有回覆
更沒有通話
因而拉開了要多大便多大的想像空間

畢竟，一年只可做一件事
暗戀，暗戀，暗戀
從巴士到工作的地方
從沙田到旺角
從家的窗台邊
到接往天際的所有通道
從沒有愛
到愛

美人魚

沒辦法，她忘記喝下巫婆給她的藥。每一次太陽從這邊落下去，她的心都幾乎從胸膛跳出來；令她忐忑的是甚麼，沒人比他更清楚。

她一直觀察著自己的腿，沒有變化。她默念：一、二、三、四......仍是沒有任何變化。她嘗試學習巫婆施咒，但咒語內容是甚麼呢？該死的，她也忘記了。為甚麼重要的她都忘記，不要緊的她偏偏都能記起，例如他左邊袖口的鈕扣拿掉了後收藏在哪一個抽屜，例如燕子居一匹布賣多少元多少角多少分。

夜幕低垂，她靜靜躲在一角飲泣。她不想被任何存有發現，天使最好從不存在。她拿出紙張，記下一個個沒有意義的符號。這一個上面三角下面圓圈；那一個左邊像旗右邊像鎚。如果有足夠時間，她很樂意發明一套「本人文字學」，內附一整套從未在這星球出現的語法。說話與聆聽者都只有她自己，一種自己跟自己建立的秘密規定，快像追悼會上的呻吟了。──就這樣說定吧。聲音從天外飛來，不是巫婆的，永遠不會是她，她沒有把匕首刺到負心人身上。她（哪一個她？）早已背棄了她（哪一個她？）。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期望太陽永不再昇起，失敗的話便轉而祈求，海要枯，石要爛，沒有海水的地方便沒有泡沫。

......

（全文刊於《小說風》第八期）